活着多好呀-《随遇而安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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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北平一解放,我就告别了午门,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南下了。从此就再也没有到午门去看过,不知道午门现在是什么样子。

    有一件事可以记一记。解放前一天,我们正准备迎接解放。来了一个人,说:“你们赶紧收拾收拾,我们还要办事呢!”他是想在午门上登基。这人是个疯子。

    一技

    花

    北门口有一家穿珠花的。我小时候,妇女出客都还兴戴珠花。每次放学路过,我总愿意到这家穿珠花的作坊里去看看。铺面很小,只有一个老师傅带两个徒弟做活。老师傅手艺非常熟练。穿珠花一般都是小珠子——米珠。偶尔有定珠花的人家从自己家里拿来大珠子,比如听说有一个叫汪炳的,他娶亲时新娘子鞋尖的四颗珍珠有豌豆大!一般都没有用这样大的珠子穿珠花的,那得做别的用处,比如钉在“帽勒子”上。老师傅用小镊子拈起一颗一颗米珠,用细铜丝一穿,这种细铜丝就叫作“花丝”。看也不看,就穿成了一串,放在一边(我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么小的珠子怎样打的孔)。珠串做齐,把花丝扭在一起,左一别,右一别,加上铜托,一朵珠花就做成了。珠花有几种式样,以“凤穿牡丹”“丹凤朝阳”最多。

    现在戴珠花的几乎没有了,只有戏曲旦角演员的“头面”上还用。但大都是玻璃料珠。用真的“珍珠头面”的,恐怕很少了。

    发蓝点翠

    “发蓝”是在银首饰(主要是簪子)上,錾出花纹,在花纹空处,填以珐琅彩料,用吹管(这种吹管很简单,只是一个豆油灯碗,放七八根灯草,用一根铜管呼呼地吹)吹得珐琅彩料与银器熔为一体,略经打磨,碱水洗净,即成。

    “点翠”是把翠鸟的翅羽剪成小片,按首饰的需要,嵌在银器里,加热,使“翠”不致脱落,即可。

    齐白石题画《翠鸟》:“羽毛可取。”翠鸟毛的颜色确实无可代替。但是现在旦角头面没有“点翠”的,大都是化学药品染制的绸料贴上去的了。

    真的点翠现在还不难见到,十三陵定陵皇后的凤冠就是点翠的。不过大概是复制品,不是原物。

    葡萄常

    葡萄常三姐妹都没有嫁人。她们做的葡萄(作为摆设)别的倒也没有什么稀奇:都是玻璃吹出来的,很像,颜色有紫红的,绿的;特异处在葡萄皮外面挂着一层轻轻的粉,跟真葡萄一样。这层薄薄的粉是怎么弄上去的?——常家不是刷上去或喷上去的。多少做玩器的都捉摸过,捉摸不出来。这是常家的独得之秘,不外传。这样,才博得“葡萄常”的名声。

    常家三姐妹相继去世:“葡萄常”从此绝矣。

    吴大和尚和七拳半

    我的家乡有“吃晚茶”的习惯。下午四五点钟,要吃一点点心,一碗面,或两个烧饼或“油端子”。一九八一年,我回到阔别四十余年的家乡,家乡人还保持着这个习惯。一天下午,“晚茶”是烧饼。我问:“这烧饼就是巷口那家的?”我的外甥女说:“是七拳半做的。”“七拳半”当然是个外号,形容这人很矮,只有七拳半那样高,这个外号很形象,不知道是哪个尖嘴薄舌而极其聪明的人给他起的。

    我吃着烧饼,烧饼很香,味道跟四十多年前的一样,就像吴大和尚做的一样。于是我想起吴大和尚。

    我家除了大门、旁门,还有一个后门。这后门即开在吴大和尚住家的后墙上。打开后门,要穿过吴家,才能到巷子里。我们有时抄近,从后门出入,吴大和尚家的情况看得很清楚。

    吴大和尚(这是小名,我们那里很多人有大名,但一辈子只以小名“行”)开烧饼饺面店。

    我们那里的烧饼分两种。一种叫作“草炉烧饼”,是在砌得高高的炉里用稻草烘熟的。面粗,层少,价廉,是乡下人进城时买了充饥当饭的。一种叫作“桶炉烧饼”。用一只大木桶,里面糊了一层泥,炉底燃煤炭,烧饼贴在炉壁上烤熟。“桶炉烧饼”有碗口大,较薄而多层,饼面芝麻多,带椒盐味。如加钱,还可“插酥”,即在擀烧饼时加较多的“油面”,烤出,极酥软。如果自己家里拿了猪油渣和霉干菜去,做成霉干菜油渣烧饼,风味独绝。吴大和尚家做的是“桶炉”。

    原来,我们那里饺面店卖的面是“跳面”。在墙上挖一个洞,将木杠插在洞内,下置面案,木杠压在和得极硬的一大块面上,人坐在木杠上,反复压这一块面。因为压面时要一步一跳,所以叫作“跳面”。“跳面”可以切得极细极薄,下锅不浑汤,吃起来有韧劲而又甚柔软。汤料只有虾子、熟猪油、酱油、葱花,但是很鲜。如不加汤,只将面下在作料里,谓之“干拌”,尤美。我们把馄饨叫作饺子。吴家也卖饺子。但更多的人去,都是吃“饺面”,即一半馄饨,一半面。我记得四十年前吴大和尚家的饺面是一百二十文一碗,即十二个当十铜元。

    吴家的格局有点特别。住家在巷东,即我家后门之外,店堂却在对面。店堂里除了烤烧饼的桶炉,有锅台,安了大锅,煮面及饺子用;另有一张(只一张)供顾客吃面的方桌。都收拾得很干净。

    吴家人口简单。吴大和尚有一个年轻的老婆,管包饺子、下面。他这个年轻的老婆个子不高,但是身材很苗条。肤色微黑。眼睛狭长,睫毛很重,是所谓“桃花眼”。左眼上眼皮有一小疤,想是小时生疮落下来。这块小疤使她显得很俏。但她从不和顾客眉来眼去,卖弄风骚,只是低头做事,不声不响。穿着也很朴素,只是青布的衣裤。她和吴大和尚生了一个孩子,还在喂奶。吴大和尚有一个妈,整天也不闲着,翻一家的棉袄棉裤,纳鞋底,摇晃睡在摇篮里的孙子。另外,还有个小伙计,跳面、烧火。

    表面上看起来,这家过得很平静,不争不吵。其实不然。吴大和尚经常在夜里打他的老婆,因为老婆“偷人”。我们那里把和人发生私情叫作“偷人”。打得很重,用劈柴打,我们隔着墙都能听见。这个小个子女人很倔强,不哭,不喊,一声不出。

    第二天早起,一切如常,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吴大和尚擀烧饼,烙烧饼;他老婆包饺子,下面。

    终于有一天吴大和尚的年轻的老婆不见了,跑了,丢下她的奶头上的孩子,不知去向。我们始终不知道她的“孤佬”(我们那里把不当的情人、野汉子,叫作“孤佬”)是谁。

    我从小就对这个女人充满了尊敬,并且一直记得她的模样,记得她的桃花眼,记得她左眼上眼皮上的那一小块疤。

    吴大和尚和这个桃花眼、小身材的小媳妇大概都已经死了。现在,这条巷口出现了七拳半的烧饼店。我总觉得七拳半和吴大和尚之间有某种关联,引起我一些说不清楚的感慨。

    七拳半并不真是矮得出奇,我估量他大概有一米五六。是一个很有精神的小伙子。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“个体户”,全店只有他一个人。他不难成为万元户,说不定已经是万元户,他的烧饼做得那样好吃,生意那样好。我无端地觉得,他会把本街的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娶到手,并且这位姑娘会真心爱他,对他很体贴。我看看七拳半把烧饼贴在炉膛里的样子,觉得他对这点充满信心。

    两个做烧饼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。我相信七拳半的生活将比吴大和尚的生活更合理一些,更好一些,也许这只是我的希望。

    后台

    道具树

    我躺在道具树下面看书。

    道具树不是树,只是木板、稻草、麻袋、帆布钉出来的,刷了颜色,很粗糙。但是搬到台上,打了灯光,就像是一棵树了。

    道具树不是树。然而我觉得它是树,是一棵真的树。树下面有新鲜的空气流动。

    我躺在道具树下面看书,看弗吉尼亚·伍尔芙的《果园里》。

    凝视

    她愿意我给她化妆,愿意我凝视她的脸。我每天给她化妆,把她的脸看得很熟了。我给她打了底彩,揉了胭脂,描了眉(描眉时得屏住气,否则就会画得一边高一边低——我把她的眉梢画得稍为扬起一点),勾了眼线,涂了口红(用小指尖抹匀),在下唇下淡淡地加了一点阴影。

    在我给她化妆的时候,在我长久地凝视她的脸的时候,她很乖。

    大姐

    大姐是管服装的。她并不喜欢演戏,她可以说是一个毫无浪漫主义气质的人。她来管服装只是因为人好,有一副热心肠,愿意帮助人。她管服装很尽职,有条有理。她总是带了一个提包到后台来,包里是剪刀、刷子、熨斗……她胸前总是别着几根带着线头的针。哪件服装绽了线,就缝几针。她倾听着台上的戏,下一场谁该换什么服装了,就准备好放在顺手的地方。大家都很尊敬她,都叫她大姐。

    大姐是个好人。她愿意陪人上街买衣料,买皮鞋,也愿意陪人去吃一碗米线。她给人传递情书。一对情人闹别扭了,她去劝解。学校什么社团在阳宗海举办夏令营,她去管伙食。

    酆

    酆是个半职业演员。她的身世很复杂。她是清末民初一个大名士的孙女。她的父亲是姨太太生的,她也是姨太太生的。她父亲曾经在海防当过领事。她在北京读了一年大学,就休学做了演员……她爱跟人谈她的曲折的身世,有些话似乎不大可信。她是个情绪型的人,容易激动,说话表情丰富,手势很多,似乎随时都是在演戏。她不知怎么到了昆明。她很会演戏。《雷雨》里的鲁妈、《原野》里的焦大妈都演得很好。但是昆明演话剧的机会不是很多,不知道她是靠什么生活的。

    她和一个经济系四年级的大学生同居了一个时期。这个大学生跑仰光,跑腊戌,倒卖尼龙丝袜、旁氏口红,有几个钱。酆把他们的房间布置得很别致。藤编的凉帽翻过来当灯罩,云南绿釉陶罐里插着大把的康乃馨,墙上挂着很大的克拉克·盖博和贝蒂·戴维斯的照片,没有椅子凳子,客人来了坐在草蒲团上,地下没有地毯,铺了一地松毛。

    有一天,经济系大学生到后台来,酆忽然当着很多人,扬起手来打了大学生一个很响亮的耳光。大学生被别的演员劝走了。酆在化妆室里又哭又闹,说是大学生欺负了她。正哭得不可开交,剧务来催场:“酆!该你上了!”酆立刻不哭了,稍微整了整妆,扑了一点粉,上场,立刻进了角色,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。真奇怪,她哭成那样,脸上的妆并没有花了。

    黑妞

    大家都叫她黑妞。她长得黑黑的,眼睛很大,很亮,看起来有点野,但实际上很温顺,性格朴素。她爱睁大了眼睛听人说话。她和我不一样。我是个吊儿郎当的人,写一些虚无缥缈的诗。她在学校参加进步的学生社团,参加歌咏队,参加纪念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大会。我演戏,只是为了好玩,为艺术而艺术;她参加演戏,是一种进步活动,当然也是为了玩。我们演的都不是重要的角色,最后一场没有戏,卸了妆,就提前离开剧场。从舞台的侧门下来到剧场门口,要经过一个狭狭的巷子,只有一点路灯的余光,很暗。她伸出手来拉住我的手。我很高兴。我知道她很喜欢我。以后每次退出舞台,她都在巷口等我,很默契。我们一直手拉着手,走完狭巷,到剧场大门,分手。仅此而已。我们并没有吻一下。我还从来没有吻过人。她大概也没有。

    十多年以后,我到一个中学去做报告,讲鲁迅,见到了她。她在这个中学教语文,来听我的报告。见面,都还认得。她还是那样,眼睛还很大,只是,不那样亮了。她神情有点忧郁,我觉得她这十多年的生活大概经历了不少坎坷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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